曾经作为银行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良方的社区支行，当下却身陷频频“被关”的境地。《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通过查阅各地银保监局网站发现，今年以来，有不少银行获批关闭了该行在部分地区的社区支行，虽然也有部分银行获批开业新的社区支行，但整体来看，关闭的社区支行数量远多于获批新开业的社区支行数量。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银行社区支行存在数量过多、过滥现象，银行主动裁撤社区支行与其重估渠道战略有关，背后折射出在数字化和互联网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的金融机构该如何找准定位，提供差异化服务等问题。

社区支行数量做减法

据记者统计，今年年初至6月末，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地银保监局批复同意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共计60家，同时批复同意新开业的社区支行共计10家。分地区来看，北京地区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为40家，仅今年5月就达到20家;上海地区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为9家;广州地区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为6家;天津地区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为5家。

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多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分银行统计，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地，光大银行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数量最多，达到19家，兴业银行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为11家，中信银行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为9家。

记者随机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的已经终止营业的兴业银行兴业社区支行，发现该网点确已终止营业并更换为便利店。据便利店工作人员介绍，便利店已经开业两个多月。

“被关”有因：脱离业务发展实际

社区支行和普通银行网点有何区别?按照规定，社区支行实行有限牌照经营，一般不办理人工现金业务和对公业务。记者日前走访了已经正式营业两个月左右的北京银行新怡家园社区支行。记者通过其墙上的营业执照了解到，该支行业务范围包括：以不提供人工现金服务的方式，办理个人业务;居民储蓄;贷款业务咨询;从事银行卡业务;销售理财产品;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理缴费以及经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业务范围内总行授权的其他业务。

记者走访北京银行新怡家园社区支行时也注意到，该社区支行附近商场、居民楼较多，来此办理业务的人数并不少，且大多数为中老年人。支行网点内有1名银行工作人员，他向记者介绍说，“在这里开社区支行主要是为了深入客户，服务周边居民，让其办理业务更加便利。”

记者随后走访了另一家社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右北大街社区支行。该支行工作人员介绍称，网点已经开业6年，每天有3至5人在岗，除现金业务，其他业务均可办理。记者看到，现场正有几位老年人在办理开卡业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表示，社区支行审批相对简单，投资成本相对少，能够通过较低成本，覆盖和方便更多客户，而各大银行设立社区支行的初衷，总的来说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解决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透露，如果和传统支行网点相比，一个社区支行的运营成本平均每年大约在100万元左右，是传统网点的1/7，配备的工作人员多为3至4人，是传统网点的1/5。

那么，银行频频关闭现有的社区支行又是为何呢?“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功能相对单一，服务人员较少，在客户金融需求综合化的趋势下，难以一站式满足需求，存在服务短板。部分银行没有做好顶层设计和合理规划，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未纳入全行渠道战略统一考量，未与普通物理网点、线上渠道形成有效联动，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董希淼指出，部分银行在社区支行建设上采取冒进策略，社区支行设立未经严格论证，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过滥现象，脱离了业务发展实际，这也是目前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裁撤社区支行的主要原因。他也强调，不少人将社区银行等同于社区支行，这是严重的误解。社区银行是一种银行类型，是法人机构，而社区支行是银行的简易型网点，二者完全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新伟也表示，设立社区支行是需要成本的，社区支行大都通过租赁房屋获取营业场所，近些年租金成本较高、租约续期不稳定等也是社区支行关闭的原因之一。“过去一些机构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如今在市场竞争和成本压力下，不得不收缩。”甄新伟说。

线上拓展突破服务半径

业内表示，社区支行的“关闭潮”本质上和目前金融服务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有关。董希淼表示，社区支行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逆时代发展趋势的问题，还在以固有的物理网点思维去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甄新伟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确实对银行物理网点带来了冲击。“移动支付的发展让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大大减少，社区支行ATM的使用率大大降低;过去传统网点每天有三四百人进出，现在一天不到一百人。”他说。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轻型化、精简化、智能化、自动化、亲民化、精细化”将是社区支行今后的发展方向。社区支行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突破原来设定的服务半径。未来可以借助广泛的网点分布和深入居民社区的优势，开展符合当地居民需求的各种活动，提供各种场景体验的社区服务。